第245章 英国作家林纳斯(第2页)

 多年前，我是英国绿色和平组织中一名积极的参与者，也是激烈反对转基因的一员。那时候，转基因技术刚刚兴起，我和许多人一样，对这个新事物充满了恐惧和担忧。我认为它是在“摆弄生命的基本构件”，可能会给人类和自然带来不可预估的风险。

 在那个时期，我采取了一系列激烈的行动来表达我的反对立场。我曾带人在夜晚潜入转基因作物试验田，将那些正在生长的转基因作物破坏殆尽。我还四处游说，呼吁超市禁止出售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试图从消费端切断转基因产品的市场。我甚至写了被认为是第一篇《揭露转基因食品罪恶》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对自己的立场产生了怀疑。在我深入研究气候变化问题并撰写相关书籍的过程中，我真正爱上了科学方法，开始用科学的思维去重新审视转基因问题。我意识到，我之前对转基因的反对，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而非基于科学依据。

 其中，‘黄金大米’事件对我的触动特别大。大家知道，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南亚地区，每年有大约25万儿童因维生素A缺乏症而死亡。而“黄金大米”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研发的富含维生素A的转基因大米。然而，绿色和平组织却一直在阻止这种大米的研发和推广。我不禁思考，如果仅仅因为它是转基因的，就拒绝让其造福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这难道不是一种不科学甚至是不人道的做法吗？

 当我开始认真研究国际上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科学共识时，我发现，其实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达成了相当强烈的共识，即转基因生物和任何疾病之间都不存在实质的相关性。这时我才明白，我曾经的行为是多么的盲目和不理智。

 于是，在2013年的牛津农业会议上，我做出了一个艰难但正确的决定——公开为自己过去妖魔化转基因作物的行为道歉。我向世界宣告，我不再反对转基因，而是选择站在科学这一边。

 但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我也因此遭受了很多攻击。许多曾经和我一起反对转基因的朋友和组织都指责我是‘叛徒’，认为我背叛了他们的理念和事业。一些反转基因的极端分子甚至对我进行了人身威胁和辱骂。但我深知，我不能因为害怕这些攻击就放弃真理，放弃科学。

 如今，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我们应该依靠科学，而不是主观臆断和意识形态来判断转基因技术的优劣。转基因技术本身只是一项工具，就像一把刀子，它既可以被用来伤害人，也可以被用来造福人类。我们需要做的，是确保它被正确地使用，而不是一味地抵制它。”

 林纳斯缓了缓，继续演讲道：

 “回首转基因食品问世的这30多年，有一个事实清晰而坚定地摆在我们面前：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与转基因有关的食品安全事故。这绝非信口开河，而是有着坚实的科学依据支撑。

 大家想想，转基因食品相较于非转基因食品，仅仅是多了一段dnA以及由这段dnA 为模板合成的新蛋白质而已。只要我们能确凿地证明这二者是安全的，那么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便毋庸置疑。科学研究已经确凿地证实，食物中的dnA是安全的，毫无例外可言。我们日常所食用的食物中，本就蕴含着成千上万种的dnA分子，它们进入我们的肚子后，会被自然地分解，然后重新被人体吸收利用。而不同的dnA之间，仅仅是分子排列方式有所差异罢了。

 再谈谈蛋白质，虽然蛋白质的化学属性与dnA不同，的确存在一小部分致病的蛋白质，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更为关键的是，蛋白质是否有毒是能够通过科学手段轻易检测出来的。而当下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中的蛋白质，都已成功通过了严格的安全监测流程。

 我们再来看看全球的转基因发展态势。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数据，截至2010年，全球有29个国家的1540万农民投身于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种植面积高达22.2亿亩。这一系列数字背后，是转基因技术为全球农业发展带来的蓬勃生机与巨大潜力。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尽管转基因技术有着诸多显而易见的好处，却遭到了部分反转人士的妖魔化宣传。这种不实的宣传在民众中制造了‘人造恐慌’，严重阻碍了科学进步，英国、中国以及欧盟都深受其害。

 就拿中国来说，转基因问题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还被无端地卷入了政治及意识形态的漩涡。

 在中国，流传着一个关于转基因的阴谋论，其背后甚至有着几千万的支持者。他们声称美国人自己不吃转基因食品，却将这些转基因产品都出口到中国，妄图以此破坏中国人的健康。但这与特朗普所炮制的‘全球变暖是中国制造出来的’谎言又有何异？

 这完全是带有政治动机的无端指责，是用来攻击别国的恶意工具，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科学谬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应当依靠科学的力量去认识世界、辨别真伪，而不是被毫无根据的谣言和阴谋论所误导。让我们秉持科学精神，理性看待转基因技术，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聆听！”

 林纳斯的演讲一结束，人民日报的记者获得了提问机会，起身向林纳斯提问道：“林纳斯先生，我们都知道您曾是国际上反转基因的主要代表人物，而如今却转变了立场大力支持转基因技术，这中间的转变过程想必十分曲折，能和我们谈谈是什么促使您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吗？”

 林纳斯微微点头，陷入回忆后说道：“在我20岁的时候，我和许多人一样，坚定地站在反转基因的阵营里。那时候，我们激进地认为转基因是有害的，甚至做出过不少过激行为。我曾和其他‘反转’人士趁夜潜入转基因作物试验田，破坏那些正在生长的作物和农田，一心想让农场停止种植，也想尽办法阻止消费者食用转基因食品，当时只觉得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

 他顿了顿，接着说：“但后来，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当我看到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关于转基因安全性的表态，他们明确指出‘通过现代分子生物技术改良的作物是安全的’，‘食用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并不比食用以传统植物改进技术进行改性的作物风险大’。AAAs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和工程学协会联合体，这样的权威发声让我意识到我必须重新审视转基因这件事。从那之后，我便主动去学习各种相关的科学知识，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参加专业研讨，这才发现自己之前的反对是多么的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