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1章 李森科的后遗症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福尔托夫院长苦笑一声,缓缓开口:

“这说来话长,是有历史根源的。我们过去对转基因确实存在一些排斥,不过这种排斥并非来自科学界,而是政府决策上的失误。而追根溯源,这得说到李森科。在苏联时期,李森科可谓是‘科学沙皇’,担任全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等诸多要职。他不以科学为判断标准,而是以意识形态来裁决科研成果。

他大力宣扬‘米丘林遗传学’,将其政治化,打压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他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许多坚持科学真理的遗传学家遭到批判。像着名遗传学家瓦维洛夫,曾一手扶植李森科,却因反对李森科的理论,被李森科及其党羽扣上“摩尔根-孟德尔分子”“反米丘林分子”等帽子。1940年,瓦维洛夫被秘密警察以“外国间谍”等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在狱中他受尽折磨,最后被判死刑,虽然后来死刑未立即执行,但还是于1943年在监狱中因营养不良死去。还有美国遗传学家穆勒,因提出反对观点,遭到追捕,最后被迫逃回美国。据统计,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在他的影响下,上千所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比如1948年“八月会议”后,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

这导致俄罗斯在生物学领域全方位落后,与欧美国家乃至华夏国的差距逐渐拉大。

也因为这种落后,我们在面对新兴的转基因技术时,内心充满了恐惧。心想反正竞争不过,还不如排斥它,这种思维一直持续到叶利钦时代。

叶利钦时代,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政府也无暇对生物学领域进行全面的改革和投入,使得我们在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上依旧裹足不前。

一直到2013年之后,我们才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积极发展转基因技术。但过去几十年的差距,追赶起来谈何容易啊!我们现在只能奋起直追,希望能尽快弥补曾经的损失。”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福尔托夫接着说道:“到了叶利钦时代,我们的农业发展陷入了一个困境。当时有一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他的思想十分保守,提议俄罗斯主打‘有机牌’,期望通过有机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但实践证明,这一策略效果不佳。有机农产品产量低,难以在量上满足市场需求,而且在进入欧美市场时遭遇了诸多阻碍,很难真正打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