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0章 刘亚东(第2页)

“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是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位美籍华裔着名学者。从那以后，他就把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和相互了解当作自己的责任，不遗余力地推动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即便身处海外，他的心始终牵挂着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常常为国家出谋划策，在国家走向富强的道路上，发挥着重要且独特的作用。”

“1995年9月28日下午，我按约定前往位于长岛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拜访了这位世界级的理论物理学大师。当时73岁高龄的杨振宁博士，在办公室里精神饱满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科技工作者‘下海’经商的看法。”

“杨先生指出，当时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准备应对下个世纪以高技术较量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回顾过去20年的国际市场，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种代表未来工业发展方向的‘主干’产品，像个人计算机、大哥大、高清晰度电视等等。可以预见，以后国际市场的竞争会更多地集中在智力密集型工业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主要靠的是中低技术支撑，而中低技术难以让经济长期保持增长态势。所以，高技术才是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命运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必须保持清醒，要有忧患意识，不能被已取得的经济成就冲昏头脑。”

“在高技术商品竞争中，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关键在于人才。杨先生认为，中国当时迫切需要大批科技人才，尤其是高层次的科技人才‘下海’，更有效地参与经济建设，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只有千千万万高层次科技人才投身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事业，开发出能在国际高技术市场立足的产品，中国才有希望，他们自身也才更有前途。毕竟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保证基础性研究、国家长远利益的应用研究、高技术研究以及重大科技攻关活动顺利开展；只有科学技术与经济更紧密结合，才能进入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实际上，对比10年前，中国在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持上已有很大不同。比如过去申请去各地开学术会议的经费非常困难，现在就容易多了，即便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开会经费还是明显增加，这就是因为经济发展了。”

“杨先生还提到，科技研究可分为纯学术研究、发展研究和商品研究三个层次。纯学术研究一般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能起到‘登高望远’的作用；发展研究是把理论可行性转化为现实存在的探索过程；商品研究则是改进发展研究的成果，以最大程度满足消费者需求。他强调，时代在发展，科技研究的侧重点也在变化。以前，科技研究主要是纯学术范畴，而现在，发展研究和商品研究成了最丰富、最活跃的部分。在发达国家，90％以上的科技研究财政支持都投入到应用方面，纯学术方面还不到10％。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尤其需要扶持能直接服务经济建设的科技研究，鼓励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在商品经济的舞台上施展才华。当然，不是所有科技工作者都适合‘下海’，这要因人而异，比如陈景润，就适合安心做纯学术研究。”

“当时国内一些人对科技工作者经商很担忧，杨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一些科技工作者‘下海’会在人们思想上造成一定混乱，这很正常。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轻商意识，很多人觉得从商低俗，做学问才清高，就算做学问，也都愿意挤在纯粹学术的小圈子里，这对国家发展非常不利。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全社会要克服偏见，树立新风尚；另一方面政府要提供条件，让科技工作者没有后顾之忧。有些教授不肯‘下海’，除了觉得丢脸，还因为害怕失败，担心从商不成功就没法当一辈子教授。政府或许可以想办法，比如告诉他们‘没关系，你去做5年，不行可以回来’，这样他们就有安全感了。科技工作者经商可能会使某些研究领域短期内少出些成果，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彻底改变‘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迂腐观念，从而更自觉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现和实现自身价值。所以从长远看，正面影响远大于负面影响。当时国内大学里最优秀的学生较少选择纯理论学科和专业，也是因为他们有了更好的出路，这恰恰符合国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