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不是人文的敌人(第2页)
那么，科学是用什么方法来阐明人类事务的呢？让我从最宏大的命题、那个最深奥的问题开始：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这本属于传统宗教的领域，宗教的扞卫者往往也是科学主义最激进的批评者。他们喜欢引用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jaygould）在他最烂的一本书《时代之岩》中提出的分割反案，即正确对待科学和宗教的方式是：将它们归属于“非重叠的教权领域”。让经验的世界归科学，对道德意义和价值的探索归宗教。
不幸的是，这种约定根本经不起审视。任何有科学素养的人——没有被原教旨主义蒙蔽的人——的道德观和世界观都必须同宗教的理念和价值观决裂。
首先，科学发现表明，世界上所有的传统宗教和文化的信仰体系——他们关于生命起源、人类发展和社会构成的理论——都是存在事实错误的。
我们知道，人类是属于非洲灵长类的一个单一物种，在它们历史的晚期发展出了农业、政体和文字，但我们的祖先不知道这一点。我们知道，生命起源于40亿年前的化学物质，在包含了所有生物的系谱树上，我们的物种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分支。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颗行星上，这颗行星围绕着一颗恒星旋转，这颗恒星只是我们星系中数以千亿计的恒星之一，而我们的星系是一个有138亿年历史的宇宙中的数千亿个星系之一，我们的宇宙也可能只是众多宇宙中的一个。我们知道，我们对空间、时间、物质、和因果关系的直觉无法匹配和测量现实中尺寸极大和极小的事物。我们知道，支配物质世界的自然规则（包括事故、疾病、和其他不幸）根本不在乎人类状况的好坏。不存在诸如命运、天意、因缘、符咒、诅咒、占卜、天谴之类的事，也不存在应验的祈祷——虽然概率法则和人的认知作用之间的差异或许能解释为什么人们相信它们的存在。我们还知道，我们并不是总这么清醒，每个时代、每种文化中那些被钟爱的信仰或许会被断然篡改，毫无疑问也包括我们今天依旧信仰的那些。
换句话说，在今天，引导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道德观和精神价值的，是科学赋予我们的世界观。虽然科学事实本身不能决定价值观，但它们却能对价值观进行约束。科学犹如一把锋利无比的手术刀，无情地剥开了教会那层长期以来包裹着客观事实的权威外衣。它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和理性的思考，对宗教所宣扬的教义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尤其是在道德层面上，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宗教的可信度。
对于那些关于复仇之神以及各种神秘力量的说辞，科学更是毫不留情地予以驳斥。正是由于科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曾经盛行一时的活人献祭、猎杀女巫等残忍而荒诞的行为才得以被制止；所谓的信仰疗法也逐渐失去市场，因为科学证明了其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罢了；古老的神判法不再被视为公正的裁决手段，而是愚昧无知的象征；而对异端的迫害这种违背人性的行径，也在科学之光的照耀下无处遁形。
更重要的是，科学揭示出宇宙运行的规律并非由某种目的所主导，这一发现彻底打破了人类长久以来依赖于超自然力量来解释世界的幻想。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勇敢地承担起责任——不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为整个种族的未来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负责。
出于同样的理由，科学如同一股强大的洪流，冲垮了一切建立在神秘力量、虚幻使命感、宿命论、空洞辩证法、民粹斗争或者盲目期待救世主降临的道德和政治体系。这些体系曾经或许能给人带来短暂的慰藉，但在科学面前却显得如此脆弱不堪一击。当科学事实联合了那些无懈可击的信念——即我们都关注自身幸福、我们是紧密相联的社会动物、我们可以商讨行为准则，就对人类行成自洽的道德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也就是，坚持最大程度地使人类和芸芸众生更加繁荣昌盛的原则。
这种与科学的世界观密不可分的人文主义，正在成为现代民主国家、国际组织、宗教信仰自由等事实上的道德规范，这也是我们将要完成而尚未完成的道德使命。
此外，科学直接并显着地为实现这些价值贡献了力量。如果有人想要列出人类最值得骄傲的成就（除开废除奴隶制和击败法西斯，这些属于我们对施加于自身的障碍的清除），其中许多都是科学赠与我们的礼物。
最显而易见的，是科学知识本身所贡献的那些令人振奋的成就。我们能说太多关于宇宙的历史、推动宇宙进展的力量、组成我们本身的物质、生物的起源、生命的构成、包括我们自己精神生活的知识。更妙的是，这种认识并不仅仅只是罗列事实，而是展现于深刻而优雅的原理之上，比如我们洞察出生命依赖于携带有遗传信息的分子来指导新陈代谢、并进行自我复制。
科学还为世界提供了美到极致的图景：频闪冻结运动、外来生物、遥远的星系和系外行星、荧光闪闪的神经回路、还有光芒四射的地球在月球的地平线上升起，直入幽暗深邃的太空。如同伟大的艺术作品，这些不仅仅是漂亮的画面，它们能引人深思，深化我们对身为人类的意义的理解，和对我们在自然中所处地位的认知。
科技并非像那些广为流传的谣言所说，导致了地区的贫困与暴力，正相反，在科技的作用下，全球每一项标志着人类繁荣的指数都在上升。
这些数字表明，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普遍贫困之后，出生第一年后存活的人口比例在稳步增长，同样的增长还发生在能够上学，能在民主国家中投票，能在和平地区生活，能使用手机通讯，能享受小奢侈品，和能顺利活到老年的人群身上。单单种植业的绿色革命就拯救了十亿饥饿的人口。如果你想举例什么是真正伟大的道德，就去维基百科搜索“天花”和“牛瘟”的词条。它们的定义是用过去时态表示的，这意味着人类利用聪明才智，已经消除了这两个我们种族历史上最残酷的灾难。
虽然科学已经扎根于我们的物质、道德、和精神生活并为我们带来益处，但是有许多文化事业单位，包括许多大学的文科项目，都在培育一种对科学的门外汉式的冷漠，而且渐渐变成一种轻视。从精英院校毕业的学生可能一点科学知识都不懂。他们普遍被误导认为科学家不再关心事实真相，只是在追求范式转换的时尚。一次妖魔化科学的运动还年代错置地将那些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的罪孽归咎于科学，包括种族主义、奴隶制、侵略、和种族灭绝屠杀。
历史文盲将锈迹斑斑的伪科学政治运动归咎于科学是相当常见的，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起错了名字的自由放任主义哲学。它并非基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而是以斯宾塞对于维多利亚时期那种推动发展的神秘自然力量的理解为基础，这个概念在当时极受欢迎。现在这个词也常常被用来抹黑所有进化论对人类认识上的应用。优生学是二十世纪初期流行于左派人士和进步人士之中的运动，企图通过改善人类的基因库使社会进步到终极形态。现在这个词常被用来攻击行为遗传学，即研究遗传对个体差异影响的学科。
我能证明这个反责不是上个世纪90年代高科技战争的遗风。在2006到2007年哈佛大学进行常规课程改革时，专家组的初步报告在介绍科学教育时根本没有提及它在人类知识中的地位：“科学和技术在许多方面直接影响我们的学生，正面和负面的都有：它们发展出了救命的药物、互联网、高效的能源储存方式和数字娱乐；它们也带来了核武器、生物武器、电子窃听、和对环境的破坏。”这种含糊其辞的、功利且恶毒的奇怪言论并没有在介绍其他学科时出现（想象一下，在鼓励学生学习古典音乐时，没人去说它既能促进经济活动也能激励纳粹。）报告也没有认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偏爱科学和技术而不是无知和迷信。
在2011年的一次会议上，另一个同事总结性地认为，科学的馈赠良莠不齐：一方面消灭了天花；另一方面却做着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在实验中，美国公共健康研究人员于1932年开始追踪一批感染梅毒却不被治疗的贫困非洲裔黑人，以观察其病情发展状况。这项研究是煽动群众认为科学是邪恶的另一个标准案例。）这个对比相当愚蠢。它假定那项研究是科学发展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黑暗面，而不是一项被普遍谴责的违规行为。而且它是拿一个没能挽救几十人生命的一次性行为去和在每个世纪都挽救亿万人生命的永久性行为作为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