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不是人文的敌人(第3页)

近期激发公众对科学主义进行谴责的主要原因是神经科学、进化论、和遗传学在人类事务方面的应用。当然，有许多这方面的应用是噱头或者谬误，它们应该受到批评：如对看到政治家面容时的投票人进行脑部扫描；把战争归因于好斗的基因；把宗教解释为一种为了团结群体的进化适应性。但我们不是没听过不懂科学的文化人搞噱头犯错误，也没有人让人文学者们滚回自己的书房不许掺和到关键的讨论中来。用几个执迷不悟的例子作为借口，把人性的科学隔离于对人类境况的探索之外，这是错误的。

以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为例。“政府除了是对人类本性最重大的反映之外，其本身又是什么呢？”詹姆斯·麦迪逊（jasadison，美国第四任总统）问道。新的思维科学正在重新审视政治与人性之间的联系，在麦迪逊的时代，这一问题曾被热烈地讨论过，但后来湮没在一段人被认为是白纸或者理性人的漫长时期中。我们越来越察觉到，人类是道德的扮演者，被权威、种族、忠贞的规则和禁忌引导着，被复仇与妥协的矛盾倾向驱使着。这些冲动通常是受我们的潜意识操纵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被理性和辩论所转化。我们已经开始理解为什么这些道德冲动会被进化出来，它们在大脑中如何被实施；在不同的个体、文化、和亚文化中它们会有怎样的差异；在哪种条件下它们会被激活或关闭。

将科学应用于政治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想法，也为我们确认哪些想法更可能正确提供了手段。政治辩论历来是通过案例研究、修辞、和被软件工程师们称为hippo（薪水最高的人的意见）的东西来考量的，争论倾斜没有决议并不让人吃惊。民主国家之间会不会打仗？贸易伙伴之间呢？相邻的族群会由于祖先的仇恨而不可避免地爆发流血冲突吗？维和部队真的能维持和平吗？恐怖组织能如愿以偿吗？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呢？战后的和解仪式能阻止新的武装冲突吗？

历史呆子们能举出支持任一种答案的实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政治事件被各方面的力量影响，所以某一特定的、通常很有力的因素在某个特别的事例中保持沉默也是有可能的。随着数据科学的进步——即对大量数字、文本的开源数据集进行分析——信号可以从噪声中被提取出来，历史和政治学的争论可以更客观地被解决。以我们现在所能达到最好的程度来看（平均来看，而且在所有的影响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上述所列问题的答案为：否、否、否、是、否、是、是。

在科学涉足的所有领域中，人文学科领域的反抗是最强烈的。但是恰恰是这个领域似乎最需要注入新的思想。

在多数人看来，人文学科正举步维艰。大学项目正在缩减，下一代的学者们要么失业要么学非所用，士气越发消沉，学生们陆续地离开。会思考的人不应当对我们社会削减对人文学科的投资无动于衷，因为它们对一个文明的民主国家是不可缺少的。

对人文学科低迷状况的诊断结果，直指我们文化中的反智潮流和大学的商业化。但是坦率地说，有一些伤害是人文学科自己造成的。伴随着它的目中无人的蒙昧主义、教条式的相对主义、和令人窒息的政治正确性，人文学科还没有从后现代主义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他们制定不出发展规划。好几个大学校长和院长向我哀叹说，当科学家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时，他们会宣布一些令人激动的新的研究机会，并要求资助以便开展实施；而当人文学者过来的时候，则是来恳求对他们一直以来的行事方式保持尊重。

有些方式确实值得尊重，比如文本细读、深度描述、还有饱学之士对单个作品的全身心投入，这些方式的多样性是不可替代的。但是难道只有这样才能进行认知吗？与科学融合能为人文学科的认知创新提供无数种可能。艺术、文化、社会都是人类大脑的产物。它们起源于我们的感知能力、思维、和情感，它们逐渐累积并像流行病一样动态传播，一个人影响其他人。我们不应该心怀好奇地去理解这些联系吗？这样双方都会获益。人文学科能更多感受到科学解释的深度，不会没有吸引主任和资助人的发展规划。科学则可以用自然实验和以丰富的人文学者为特点的有效生态现象来挑战他们的理论。

在一些学科中，这种融合已经是既成事实。考古学已经由艺术史的一个分支发展成为一门高科技的科学。语言学和心灵哲学渐渐变成了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

类似的机会还有待于开发。视觉艺术可以获益于迅猛发展的视觉科学知识，包括更好地感知颜色、形状、纹理、和光线的明暗，还有对面容和景观审美的进化。音乐学者可以和研究声音感知和大脑对有声世界分析的科学家展开很多讨论。

对于文学方面，该从哪里开始？约翰·德莱顿写过，一部小说就是“一幅恰当而且生动地描绘人性的图画，表现出它的激情和幽默，还有命运的起伏，给予人愉悦和教诲。”语言学可以开发出更多语法和论述资源，使作者能够操控读者的想象体验。认知心理学可以告诉我们读者是怎样把作者和角色的意识融入他们自身的意识的。行为遗传学可以通过基因作用、同辈影响、人生际遇等方面的发现，来更新有关父母对孩子造成影响的亲缘理论，这对解读传记和回忆录具有深刻的启示，后者也是一项需要向有关记忆的认知心理学和有关自我表现的社会心理学取经的工作。进化心理学家可以将普遍的观念和被某个特定文化夸张了的观念区分开来，可以展现出家庭、情侣、友人、对手之间的内在冲突和共同语言，来推动情节的发展。

对于政治，应用于书籍、期刊、通信、和乐谱的数据科学的出现，为一门包罗万象的新“数字化人文学科”提供了前景。理论和发现的可能性包括概念的起源和传播、智能网络和艺术影响、历史记忆的续存、文学主题的此起彼伏、非正式的审查制度和禁忌的模式，这些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尽管如此，许多人文学者对这些机会的反应就像语法书中意志将来时的主角：“我会淹死，没人会来救我。”他们认为这些分析会削弱个人作品的丰富性，因此他们使用了非同寻常的形容词：过分简化、还原论、天真、粗俗、当然，还有科学主义。

有关过分简化的抱怨是拙劣可笑的。要解释某件事，首先要把它划归于某些更普遍的原则之下，这总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简化。但是简化并不是过分简化。对于作品细节的鉴赏，可以同时存在不同层面的解释，从作者的个性，到文化环境，到人性的功能，到掌管社会人的法律。这种对探索普遍趋势和原则的拒绝，让人想起博尔赫斯（jeLuisbes，阿根廷作家、诗人）的虚构帝国，其中的“制图师协会画了一张和整个帝国一样大的地图，一点一点的对齐。后辈们…看着巨大的地图毫无用处，任凭其在风吹日晒中腐蚀磨损。”

批评家们应当注意措辞。那种认为学术界的陈骸应该被加固的信念，还有我们应当永远满足于以现有方式认知世界的观点，才是天真的和过于简化的。毫无疑问，我们的政治、文化、和道德概念，还有很多东西要向科学学习，因为科学是我们对物质世界、对我们种族组成的最好的认知方式。

作者：stevenpker

翻译：雯熙她爸

校对：怀疑探索者、三思柯南、叮当蓝色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