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没有义和团中国早就被列强瓜分”论(第2页)
13. 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努力：19世纪末，清政府外交逐渐向近代化转变，培养了一批专业外交人才，如郭嵩焘、曾纪泽等。他们了解国际形势和外交规则，在对外交涉中尽力维护国家权益。曾纪泽在与俄国谈判伊犁问题时，通过艰苦外交谈判，成功修改条约，收回部分领土和权益。这些外交努力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被侵略局面，但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列强瓜分进程。
14. 国际形势变化分散列强注意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列强在全球范围面临诸多事务。如美西战争使美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争夺海外殖民地；英德之间的军备竞赛和对欧洲霸权争夺，让英国无暇全力参与瓜分中国。这些国际事务分散了列强在华侵略力量，降低了瓜分中国紧迫性。
15. 列强军事后勤补给困难：中国远离欧洲列强本土，军事行动需跨洋运输兵力、物资，后勤补给线漫长且脆弱。在侵略中国过程中，列强需耗费大量资源维持后勤，增加军事行动成本和难度。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补给需从本土或殖民地长途运输，面临物资损耗、运输延误等问题，制约了其军事侵略规模和深度。
16. 中国民间商业力量的抵制：中国民间商业力量在面对列强经济侵略时，进行了多种形式抵制。商会组织兴起，通过联合抵制洋货、倡导国货等方式，打击列强商业利益。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中，各地商会组织民众抵制美货，使美国对华商品输出锐减，显示民间商业力量在抵御列强经济侵略中的作用，而非仅靠义和团运动。
17. 中国边疆地区复杂局势：中国边疆地区形势复杂，列强在边疆面临诸多挑战。如俄国在新疆、东北面临当地民众抵抗和与其他列强利益冲突；英国在西藏地区，因地理环境、文化差异和当地人民反抗，难以顺利实施侵略计划。这些边疆地区特殊情况使列强难以轻易完成对中国瓜分。
18. 国际联盟和势力均衡原则影响：当时国际上虽无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联盟，但存在势力均衡原则。列强为维持在华势力均衡，避免某一列强独占中国，相互制约。如日俄战争后，美国为防止日本独占东北，通过外交手段促使日本在东北权益与其他列强共享，维持国际势力均衡，阻止日本单独瓜分东北。
19. 民族意识觉醒的渐进过程：甲午战争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对国家命运关注增强。如严复翻译《天演论》，传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激发民众救亡图存意识。这种民族意识觉醒是渐进过程，并非因义和团运动突然产生，为中国抵抗列强瓜分提供思想动力。
20. 清政府军事改革的潜在作用：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进行军事改革，编练新军，如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采用西式训练方法和军事制度，装备先进武器。新军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清政府军事劣势，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军事力量，使列强在瓜分中国时有所顾虑，不能将避免瓜分归功于义和团。
21. 义和团运动加剧社会混乱阻碍近代化进程：义和团运动被部分人过度拔高，甚至被视为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关键力量，这一观点与事实严重不符。实际上，义和团运动存在诸多弊端，远非拯救国家的良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造成了负面影响。义和团运动期间，大量盲目且无序的排外行动使社会陷入极度混乱。运动中针对教民、传教士及与西方有联系民众的攻击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无数教堂、学校被焚毁，大量无辜人员伤亡，正常的社会生活与经济活动无法开展。
例如，许多与西方通商或学习西方技术的工商业遭受重创，刚刚起步的近代工商业发展势头被遏制。在政治层面，清政府对义和团态度摇摆不定，先利用后镇压，这种混乱的决策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削弱清政府应对外部挑战和推进内部改革的能力。从生产力角度看，社会混乱导致农业生产停滞，手工业和商业活动遭受严重打击，技术引进与人才培养中断，使中国近代化所需的稳定社会环境与经济积累被破坏，中国与世界近代化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其行为更多是基于迷信、排外的盲目冲动，打着“扶清灭洋”旗号却未认清清政府腐朽本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反而阻碍中国进步，并非真正的爱国行动，更像是缺乏理性的民粹主义表现。
22. 义和团运动破坏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可能：在19世纪末的国际环境下，中国虽处于弱势，但仍存在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逐步实现发展和变革的机会。然而，义和团的极端排外行动彻底破坏了这种可能。
从经济角度而言，当时一些西方企业和资本有意愿与中国开展更深入的经济合作，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金融体系。但义和团不加区分地抵制一切与西方有关的事物，使得这些潜在的合作项目纷纷夭折。例如，原本有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建设铁路和工厂的外资项目，因义和团运动引发的恐慌和混乱而搁置。这些合作的缺失，让中国失去了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的机会，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文化教育方面，西方国家除了传教，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知识，创办了一些学校和医疗机构。义和团对外国人和机构的一律攻击，导致许多教育和医疗设施关闭，中外文化教育交流被迫中断。这使得中国民众接触先进思想和知识的渠道受阻，不利于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才，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政治外交上，义和团运动使得清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一落千丈，西方列强以此为借口进一步对清政府施压，要求更多特权。清政府在应对义和团和列强的双重压力下，外交空间被严重压缩，原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争取的国际支持和有利条款化为泡影。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孤立无援，国家发展陷入更深的困境，远不是所谓阻止列强瓜分的积极力量，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的衰落。
23. 义和团运动对国内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义和团运动期间，社会秩序的混乱使国内经济结构遭受严重破坏与扭曲。在农业领域，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投身义和团活动，导致农田荒废，农业生产大幅下滑。同时，各地因义和团引发的冲突，使得农产品运输通道受阻，粮食无法正常流通到需求地区，粮价飞涨，民生困苦。
手工业方面，依赖海外市场或与西方有贸易往来的行业受到致命打击。例如，传统的丝绸、陶瓷等出口手工业，因义和团的排外行动导致外贸订单锐减，工厂停工，大量手工业者失业。这些行业长期积累的技术传承和市场渠道被破坏，难以在短期内恢复。
商业更是陷入停滞状态，许多城市的商业中心因义和团与教民、洋人的冲突变得萧条。店铺关门，商贾不敢往来，国内商业网络支离破碎。而且，义和团运动引发的恐慌使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信心，资金大量撤离，无论是本土商业的扩张还是新兴商业形式的发展都成为泡影。这种对国内经济结构从生产、流通到消费各个环节的严重破坏，使得中国经济元气大伤，国家财政收入锐减，无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抵御外部侵略，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衰落，绝不是阻止列强瓜分的正面因素。
24. 义和团运动削弱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融入契机：19世纪末，世界正加速形成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国若能合理应对，本有机会融入其中，推动自身发展。然而，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使这一契机化为乌有。
当时，全球工业化进程迅猛，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中，中国凭借庞大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有潜力成为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工业制成品消费市场，进而逐步发展自身工业，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但义和团极端的排外行动，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稳定性产生严重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