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与现代反科学思潮溯源（上）

 自上世纪中叶起，新技术革命如汹涌浪潮，为人类文明的进步、经济的腾飞以及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然而，科学技术的不合理运用以及经济的无序扩张，也在社会层面引发了一系列棘手的负面问题。

 西方作为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先行地区，对科学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察觉更为敏锐。这种敏锐的洞察，促使了科学哲学领域的不断拓展，同时也催生了一门极具影响力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社会学（sts）。在这一学术思潮的激荡下，欧美国家涌现出一批学者，他们持有一种颇为激进和错误的观点：现代社会中诸如战争的残酷动荡、精神层面的迷茫危机、自然灾害的频繁肆虐以及环境污染的日益严峻等诸多困境，皆可归咎于科学的发展。在他们眼中，科学已然沦为“与政治狼狈为奸的权力象征、依靠金钱运转的利益游戏、对财团唯命是从的工具以及破坏自然生态的罪魁祸首” 。

 在众多反科学观点中，爱丁堡学派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堪称最为极端的代表。他们对科学研究内在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进行了全盘否定，秉持着“社会建构论”和“利益驱动论”，坚称是各类社会因素，尤其是社会利益，在主导着科学知识的产生进程，将利益视作科学家开展研究活动的根本动机以及各方学术争论的核心缘由 。他们肆意渲染科学发展带来的“恐怖景象”，宣称现代科学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延续统治东方的阴险阴谋（即所谓的“阴谋论”），并极力主张清除“后殖民主义” 。在他们的观念里，应当以“生态主义”来对抗科学的“工具主义”，甚至倡导人类回归到原始的自然状态 。基于此，他们对核能利用、转基因技术乃至一切工业文明成果都持坚决反对的态度。